西部地方志与长城研究所

西部地方志与长城研究所   蔡向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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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移植、改编的传统杨家将故事，如《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等等；一类是民间艺人新编的杨家将故事，如《四郎探母》、《牧虎关》、《杨八姐游春》，等等。传统故事主要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和宫廷戏。这类剧目在搬演演义和宫廷戏故事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接受了它们的思想影响，把忠君报国当作了戏的基本主题。不过，传统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毕竟只是一方面。清皇朝已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各部门汇合了一股反封建正统的“异端”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地方戏曲中的新编杨家将故事，正是这股“异端”势力在民间的一翼。

杨家将故事发展阶段上反传统的“异端”倾向，明显地表现为题材的变更。鲁迅说过：“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能于《水浒》……”①，更何况护王保驾之类了。于是，杨家将戏的内容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从一味地表现忠勇逐渐转向表现人的悲欢离合。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叙述杨家将戏演出情况时写道：

近时所行之京戏中演其一门事迹者多，《李陵碑》之外，《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雁门关》等各出，极受台下欢迎。②

从这时列举的剧目可以看出，舞台上流行的杨家将戏，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忠节故事，且“极受台下欢迎”。同时在当舞台上“男女戏”盛行的风气影响下，杨家将的招亲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杨家门里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有一段浪漫故事。不仅传统的招亲戏（《余塘关》、《穆柯寨》等）大为流传，而且象杨六郎招亲这个在演义里只略提一笔的内容，也被敷衍成一出大戏（豫剧《状元媒》，又名《傅杨争亲》）。甚至一些正面描写两国交锋的武戏（《九龙峪》、《孤鸾阵》等），男女关系的描写却也占了十之八、九。不管这些戏的思想内容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题材的这一变化，已经露出以观众和艺人对旧题材的淡漠，反传统的倾向始露端倪。

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③“异己，思想渗透”。④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⑥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杨令公死节的故事，演义所着意表现的是英雄遭害、壮志难伸的愤慨。这从杨令公在李陵庙上题的可以看出来：

君是汉之将，我亦宋之臣。一般遭陷害，怨恨几时伸！⑦

其所以触碑而死，也是因为“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⑧然而，在京剧《托兆碰碑》里，这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境则由另一种凄楚动人的父子之情取代了。这出戏虽然保留了“令公碰碑”的传统情节，但整个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戏从杨七郎鬼魂“托兆”开始，引出杨令公“梦子”、“别子”、“望子”的动人情节。令公碰碑的动机也由“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⑨的死节变成了由于“被困两狼山，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⑩的绝望。这出以唱为主的老生戏，几乎完全是以声乐来表现人物的。“盼姣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成套“二黄”唱腔，一开始就表明了令公的心事，为整出戏奠定了基调。而作为“戏核儿”的大段“反二黄”更是通过追叙杨家八郎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杨公公此时此刻的痛子之情。特别是两个“我的儿啊！”的大腔，完全是人物的这种感情达到顶峰时痛苦的悲吟。如果说，传统故事是通过“王师败绩”的后果来谴责潘仁美弄权的，那么京剧便是以“一家人无有下梢”的家庭悲剧来揭露权臣的凶残。后者的“人情化”倾向十分鲜明。

戏曲艺术家们不仅背离传统，大胆地表现人情，而且还利用旧故事来讽刺不近人情的人物。杨六郎斩子的故事，演义里并没有表现杨延昭的无情。他的“囚禁”宗保也只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11然而，京剧《辕门斩子》却把杨延昭当作一个讽刺对象，讽刺了他的无情无义。这出喜剧通过“我今日到无有父子的恩大，她那里却还有夫妻的情长”，12这样的形象对比，赞颂了人怀对于“王法”的胜利。尽管这是以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为代价的人情，实际上跟王法并不抵触，但多少含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编杨家将故事的一些优秀代表，再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异端”倾向。它们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旧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相似，《四郎探母》、《杨八姐游春》这些戏虽然取材于旧故事，利用了传说中的人物和一部分情节，但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和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摆脱了杨家将故事的“忠君报国”的传统主题。以《四郎探母》为例，它就是以“血成河尸骨堆山”的两国交锋为背景，通过杨家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遇，通过他们极端痛苦的内心世界，形象含蓄地表露了剧作者对这类战争的厌恶，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这种主题的变化，不仅是艺术跳出了旧的窠臼，而且是思想意识的大飞跃。

在新编的故事里，传说中的杨家将形象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杨门女将不再因为忠君报国、效死疆场而被歌颂。《杨八姐游春》里敢于讥讽皇帝的佘太君，敢于提兵抗婚的八姐、九妹，都以她们的叛逆精神而光彩夺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也以善良、爽直、多情、机智的性格区别于演义里那个“嫁夫随夫”、三从四德的公主形象。

对于传统故事里的各种封建意识，新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打破。一出《四郎探母》几乎对传统故事里的封建正统观念、大汉族主义情绪都作了否定。在传统故事里，征辽战争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征侬智高是相提并论的。这与《水浒》把征辽与征方腊相提并论一样，实际上都是以宋朝为正统，把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看成“盗贼”。《四郎探母》却能摆脱这种观念的桎梏，敢于正视历史，敢于提示宋辽之间“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封建战争的实质。尤其是它从杨四郎被俘招亲的情节生发开去，安排了萧、杨两家既是亲家，又是敌人的戏剧性情节，通过杨四郎这条纽带，使两家同时陷进了战争所造成的不幸里。这样的描写，其意义已不只是一般化地揭露战争给个别家庭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而是反映了民族间的不和睦给两个民族带来的苦难。这表明了作者能够跳出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历史作较为深刻的洞察。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故事以浓厚的人情味来与传统故事的道德教化相对立。《四郎探母》的思想内容，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鼓吹“招降纳叛”，也有把杨四郎与历史上的“和亲”相并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这出戏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四郎探母》所表现的中心内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情”。全剧一共三大段。第一段，探母的准备（坐宫、盗令），写的是杨延辉的思母之情和夫妻间的恩怨；第二段，探母的过程（过关、巡营、见娘、哭堂），着力刻划了杨家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三段，探母的后果（回令），虽然夹杂了一些庸俗的科诨，但中心还是没有离开骨肉之情。围绕着赦、杀杨延辉的戏剧纠葛，展开的是人情与王法的冲突。最后是人情战胜了王法。这里的确有人情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四郎探母》的“反动思想性”所在。13这种论断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评价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应该笼统地下结论。正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肯定“执法如山”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否定《四郎探母》“人情至上”的描写。首先，要求《四郎探母》的作者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人情描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这种的人情描写是为戏的主题服务的。把杨家母子、夫妻、手足之情描绘得越纯真、越深厚，他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动人、越深刻，对封建战争的揭露也就越有力，越富于形象性。其三，针对传统故事“忠节至上”的道德教条，《四郎探母》的人情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传统故事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干枯的概念。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情、手足之义……都淹没在效忠王事的义务里了。过去许多评论都曾分析过杨家将故事中有关爱情婚姻描写的民主倾向。其实，传统故事中的自主婚姻与《卓文君》、《西厢记》一类戏里所表现的爱情追求有本质的区别。杨家将的婚姻与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描写杨宗保私自招亲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强调穆桂英也是“忠良之后”，表明她与杨家门当户对；另一方面还把婚姻与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婚姻的基础。说穿了，这不过是一场自主的封建政治联姻罢了。杨家将的婚姻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一模式。针对这样的窠臼，《四郎探母》才把人情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说是在封建压近下的一种“人的觉醒”。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正是新编故事对旧传统的有力突破。

我国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茁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欧洲历史上那样“狂飙突起”的巨大声势。因而，杨家将故事的发展阶段上，反对封建传统的力量也不强大。《四郎探母》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只是少数。这是《四郎探母》长期不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四郎探母》等新编杨家将故事的革新精神与清代整个文化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血肉相连的。这些戏对杨家将故事题材的开拓，与清代“杨州八怪”画派对“四王”派正统山水画的叛逆一样，其基本精神都是反对旧传统的大胆革新。而《四郎探母》等戏以人情来对抗道德说教与当时思想界猛烈抨击纲常伦理的矛头也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的批判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要它们是针对封建压迫而作的反抗，就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注：

①鲁讯：《中国小说史略》

②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

③陶雄《何必为＜四郎探母＞叫好！》《戏文》1981年第4期

④李希凡《四郎探亲，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人民日报》1963年6月9日

⑤秦淮墨额《杨家将演义·序》

⑥同上

⑦《杨家将演义》卷一《令公狼牙谷死节》

⑧同上

⑨《杨家将演义》卷一《令公狼牙谷死节》

⑩谭派名票程君谋先生演出本

11《杨家将演义》卷五

12李和曾舞台演出实况

13何为《杨四郎的艺术形象》《人民戏剧》1980年第2期

【原文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　第4期　P38－41】

柴俊为

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移植、改编的传统杨家将故事，如《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等等；一类是民间艺人新编的杨家将故事，如《四郎探母》、《牧虎关》、《杨八姐游春》，等等。传统故事主要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和宫廷戏。这类剧目在搬演演义和宫廷戏故事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接受了它们的思想影响，把忠君报国当作了戏的基本主题。不过，传统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毕竟只是一方面。清皇朝已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各部门汇合了一股反封建正统的“异端”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地方戏曲中的新编杨家将故事，正是这股“异端”势力在民间的一翼。

杨家将故事发展阶段上反传统的“异端”倾向，明显地表现为题材的变更。鲁迅说过：“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能于《水浒》……”①，更何况护王保驾之类了。于是，杨家将戏的内容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从一味地表现忠勇逐渐转向表现人的悲欢离合。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叙述杨家将戏演出情况时写道：

近时所行之京戏中演其一门事迹者多，《李陵碑》之外，《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雁门关》等各出，极受台下欢迎。②

从这时列举的剧目可以看出，舞台上流行的杨家将戏，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忠节故事，且“极受台下欢迎”。同时在当舞台上“男女戏”盛行的风气影响下，杨家将的招亲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杨家门里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有一段浪漫故事。不仅传统的招亲戏（《余塘关》、《穆柯寨》等）大为流传，而且象杨六郎招亲这个在演义里只略提一笔的内容，也被敷衍成一出大戏（豫剧《状元媒》，又名《傅杨争亲》）。甚至一些正面描写两国交锋的武戏（《九龙峪》、《孤鸾阵》等），男女关系的描写却也占了十之八、九。不管这些戏的思想内容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题材的这一变化，已经露出以观众和艺人对旧题材的淡漠，反传统的倾向始露端倪。

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③“异己，思想渗透”。④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⑥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杨令公死节的故事，演义所着意表现的是英雄遭害、壮志难伸的愤慨。这从杨令公在李陵庙上题的可以看出来：

君是汉之将，我亦宋之臣。一般遭陷害，怨恨几时伸！⑦

其所以触碑而死，也是因为“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⑧然而，在京剧《托兆碰碑》里，这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境则由另一种凄楚动人的父子之情取代了。这出戏虽然保留了“令公碰碑”的传统情节，但整个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戏从杨七郎鬼魂“托兆”开始，引出杨令公“梦子”、“别子”、“望子”的动人情节。令公碰碑的动机也由“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⑨的死节变成了由于“被困两狼山，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⑩的绝望。这出以唱为主的老生戏，几乎完全是以声乐来表现人物的。“盼姣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成套“二黄”唱腔，一开始就表明了令公的心事，为整出戏奠定了基调。而作为“戏核儿”的大段“反二黄”更是通过追叙杨家八郎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杨公公此时此刻的痛子之情。特别是两个“我的儿啊！”的大腔，完全是人物的这种感情达到顶峰时痛苦的悲吟。如果说，传统故事是通过“王师败绩”的后果来谴责潘仁美弄权的，那么京剧便是以“一家人无有下梢”的家庭悲剧来揭露权臣的凶残。后者的“人情化”倾向十分鲜明。

戏曲艺术家们不仅背离传统，大胆地表现人情，而且还利用旧故事来讽刺不近人情的人物。杨六郎斩子的故事，演义里并没有表现杨延昭的无情。他的“囚禁”宗保也只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11然而，京剧《辕门斩子》却把杨延昭当作一个讽刺对象，讽刺了他的无情无义。这出喜剧通过“我今日到无有父子的恩大，她那里却还有夫妻的情长”，12这样的形象对比，赞颂了人怀对于“王法”的胜利。尽管这是以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为代价的人情，实际上跟王法并不抵触，但多少含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编杨家将故事的一些优秀代表，再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异端”倾向。它们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旧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相似，《四郎探母》、《杨八姐游春》这些戏虽然取材于旧故事，利用了传说中的人物和一部分情节，但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和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摆脱了杨家将故事的“忠君报国”的传统主题。以《四郎探母》为例，它就是以“血成河尸骨堆山”的两国交锋为背景，通过杨家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遇，通过他们极端痛苦的内心世界，形象含蓄地表露了剧作者对这类战争的厌恶，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这种主题的变化，不仅是艺术跳出了旧的窠臼，而且是思想意识的大飞跃。

在新编的故事里，传说中的杨家将形象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杨门女将不再因为忠君报国、效死疆场而被歌颂。《杨八姐游春》里敢于讥讽皇帝的佘太君，敢于提兵抗婚的八姐、九妹，都以她们的叛逆精神而光彩夺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也以善良、爽直、多情、机智的性格区别于演义里那个“嫁夫随夫”、三从四德的公主形象。

对于传统故事里的各种封建意识，新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打破。一出《四郎探母》几乎对传统故事里的封建正统观念、大汉族主义情绪都作了否定。在传统故事里，征辽战争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征侬智高是相提并论的。这与《水浒》把征辽与征方腊相提并论一样，实际上都是以宋朝为正统，把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看成“盗贼”。《四郎探母》却能摆脱这种观念的桎梏，敢于正视历史，敢于提示宋辽之间“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封建战争的实质。尤其是它从杨四郎被俘招亲的情节生发开去，安排了萧、杨两家既是亲家，又是敌人的戏剧性情节，通过杨四郎这条纽带，使两家同时陷进了战争所造成的不幸里。这样的描写，其意义已不只是一般化地揭露战争给个别家庭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而是反映了民族间的不和睦给两个民族带来的苦难。这表明了作者能够跳出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历史作较为深刻的洞察。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故事以浓厚的人情味来与传统故事的道德教化相对立。《四郎探母》的思想内容，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鼓吹“招降纳叛”，也有把杨四郎与历史上的“和亲”相并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这出戏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四郎探母》所表现的中心内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情”。全剧一共三大段。第一段，探母的准备（坐宫、盗令），写的是杨延辉的思母之情和夫妻间的恩怨；第二段，探母的过程（过关、巡营、见娘、哭堂），着力刻划了杨家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三段，探母的后果（回令），虽然夹杂了一些庸俗的科诨，但中心还是没有离开骨肉之情。围绕着赦、杀杨延辉的戏剧纠葛，展开的是人情与王法的冲突。最后是人情战胜了王法。这里的确有人情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四郎探母》的“反动思想性”所在。13这种论断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评价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应该笼统地下结论。正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肯定“执法如山”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否定《四郎探母》“人情至上”的描写。首先，要求《四郎探母》的作者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人情描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这种的人情描写是为戏的主题服务的。把杨家母子、夫妻、手足之情描绘得越纯真、越深厚，他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动人、越深刻，对封建战争的揭露也就越有力，越富于形象性。其三，针对传统故事“忠节至上”的道德教条，《四郎探母》的人情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传统故事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干枯的概念。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情、手足之义……都淹没在效忠王事的义务里了。过去许多评论都曾分析过杨家将故事中有关爱情婚姻描写的民主倾向。其实，传统故事中的自主婚姻与《卓文君》、《西厢记》一类戏里所表现的爱情追求有本质的区别。杨家将的婚姻与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描写杨宗保私自招亲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强调穆桂英也是“忠良之后”，表明她与杨家门当户对；另一方面还把婚姻与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婚姻的基础。说穿了，这不过是一场自主的封建政治联姻罢了。杨家将的婚姻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一模式。针对这样的窠臼，《四郎探母》才把人情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说是在封建压近下的一种“人的觉醒”。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正是新编故事对旧传统的有力突破。

我国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茁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欧洲历史上那样“狂飙突起”的巨大声势。因而，杨家将故事的发展阶段上，反对封建传统的力量也不强大。《四郎探母》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只是少数。这是《四郎探母》长期不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四郎探母》等新编杨家将故事的革新精神与清代整个文化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血肉相连的。这些戏对杨家将故事题材的开拓，与清代“杨州八怪”画派对“四王”派正统山水画的叛逆一样，其基本精神都是反对旧传统的大胆革新。而《四郎探母》等戏以人情来对抗道德说教与当时思想界猛烈抨击纲常伦理的矛头也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的批判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要它们是针对封建压迫而作的反抗，就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注：

①鲁讯：《中国小说史略》

②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

③陶雄《何必为＜四郎探母＞叫好！》《戏文》1981年第4期

④李希凡《四郎探亲，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人民日报》1963年6月9日

⑤秦淮墨额《杨家将演义·序》

⑥同上

⑦《杨家将演义》卷一《令公狼牙谷死节》

⑧同上

⑨《杨家将演义》卷一《令公狼牙谷死节》

⑩谭派名票程君谋先生演出本

11《杨家将演义》卷五

12李和曾舞台演出实况

13何为《杨四郎的艺术形象》《人民戏剧》1980年第2期

【原文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　第4期　P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