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
陕西省地方志丛书
《榆林历代方志集成》目录
（蔡向升 编纂中）
蔡向升
榆林地区明、清、民国期间方志，共计：41部，65个版本。
榆林市（地区）（3部，7个版本）
〔万历〕延绥镇志八卷
（明）郑汝璧修刘余泽纂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
影抄本
〔康熙〕延绥镇志六卷
（清）谭吉聪纂修
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一九七〇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增补康熙本
清光绪七年（1881）增补康熙本
抄本
〔道光〕榆林府志五十卷首一卷
（清）李熙龄纂修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榆林府志辩讹 一卷
（清）杨江著
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
1、榆阳区（原榆林县、榆林市）（2部，2个版本）
〔民国〕榆林县志五十卷
裘世廉修 贾路云纂
民国十八年（1929）稿本
榆林县乡土志 一卷
佚名编
民国六年（1917）编抄本
2、府谷县 （7部，8个版本）
府谷乡土志
（清）佚名纂
清光绪间修
清末稿本
[光绪]府谷县乡土志 四卷
(清)佚名篡
传抄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府谷县乡土志 四卷
严用琛修高峋纂
民国十三年（1924）稿本
〔康熙-雍正〕府谷县志 八卷
（清）佚名纂
清康熙雍正间修民国抄本
抄本 〔雍正〕不分卷
〔乾隆〕府谷县志四卷
（清）郑居中麟书纂修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
〔民国〕府谷县志十卷
王俊让修王九皋纂
民国三十三年（1944）石印本
[民国]府谷县志 十卷
王俊让 王九皋篡
民国三十四年（1945）石印本，
3、神木县 （3部，6个版本）
〔道光〕神木县志八卷附补编一卷
（清）王致云修朱埙纂 补编张琛纂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抄本
神木县志 四卷
(清)佚名篡
清抄本一九七〇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神木县乡土志 四卷
佚名编
稿本
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乡土志丛编第一集》，注:记事止于民国三年
抄本
4、横山县 （3部，6个版本）
〔乾隆〕怀远县志三卷
（清）苏其炤纂修
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注：民国三年（1914）改名横山县。
注：今横山县。
〔道光〕增修怀远县志四卷
（清）苏其炤原本何丙勋增补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民国十七年（1928）横山县志局石印本
抄本
〔民国〕横山县志四卷
刘济南 张斗山修曹子正纂 曹思聪续纂
民国十八年（1929）榆林东顺齐石印本
一九六九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5、靖边县 （4部，6个版本）
〔康熙〕靖边县志不分卷
（清）佚名纂
清乾隆间传抄康熙二十二年（1683）本
注：卷端有康熙二十二年修志序，未署名。选举、文科增至乾隆六年。
〔光绪〕靖边志稿四卷
（清）丁锡奎修白翰章 辛居乾纂
稿本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一九七〇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民国二十四年（1935）榆林运通书局石印本
抄本
6、定边县 （2部，3个版本）
〔嘉庆〕定边县志十四卷首一卷
（清）徐观海戴元夔原纂 黄沛增修 宋谦 江廷球增纂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民国二十二年（1933）定边宜兴永石印局石印本
定边县乡土志 三卷
（清）吴命新修贺廷瑞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 抄本
7、清涧县 （3部，4个版本）
〔顺治〕清涧县志四卷
（清）廖元发修白乃贞等纂
清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乾隆〕清涧县续志八卷
（清）吴其琰纂修
清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
〔道光〕清涧县志八卷首五卷
（清）钟章元修陈颂第等纂
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
抄本一九七〇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8、绥德县 （3部，5个版本）
〔顺治〕绥德州志八卷
（清）王元士修郝鸿图纂
清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乾隆〕绥德州直隶州志八卷
（清）吴忠誥修李继峤纂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抄本
清道光间补刻本
〔光绪〕绥德直隶州志八卷首一卷
（清）孔繁朴修高维岳纂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有民国二十五年重印本。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一九七〇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9、佳 县 （6部，9个版本）
[嘉庆]葭州志 十一卷
(清)高 询 龚玉麟篡
民国二十二年(1933)榆林东顺斋石印本
注:1964年改名佳县。
〔乾隆〕葭州志 不分卷
（清）张宗商纂
清乾隆三十年（1765）修稿本
注：今佳县。稿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嘉庆〕葭州志 二卷
（清）高珣修龚玉麟纂
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清光绪二十年（1894）增刻本
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光绪〕葭州志 一卷
（清）李寿昌修 任佺纂
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葭州乡土志 一卷
（清）佚名编
抄本
注：纪事至清咸丰年。
〔民国〕葭县志 二卷
陈琯修 赵思明纂
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注：附乡贤传一卷。
10、米脂县 （3部，3个版本）
〔康熙〕米脂县志八卷
（清）宁养气纂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
抄本
〔光绪〕米脂县志 十二卷
高照煦纂高增融校订
清光绪三十三年（1970）铅印本
〔民国〕米脂县志十卷
严建章 高仲谦等修 高照初纂
民国三十三年（1944）榆林松涛齐铅印本
11、吴堡县 （2部，2个版本）
〔道光〕吴堡县志四卷首一卷
（清）谭瑀纂修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一九七〇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 甘肃省图书馆藏
抄本
吴堡县乡土志 一卷
（清）佚名编
清光绪间抄本
张希清
男，1945年12月24日生，河南省濮阳市人，汉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话：62751656、62757581（O）
Email：zhxq@pku.edu.cn
学历：
1964.9-1969.7，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本科毕业；
1979.9-1982.7，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
1982.8，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任职简历：
1969.8-1972.11，在北京大学教务部工作；
1972.11-1982.7，在《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任编辑；
1982.8-1987.7，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讲师；
1987.7-1994.8，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1994.8-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98.5-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
1982.8-2007.7，历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秘书、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
2002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宋辽西夏金史，中国科举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开设课程：宋辽西夏金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
代表论著：
◎著作与教材：
《涑水记闻》（与邓广铭教授共同校点整理），中华书局，1989年、1999年；大象出版社，2003年；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
《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官典--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国状元大典》（常务副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宋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中国古代生活辞典》（副主编），沈阳出版社，2003年；
《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宋代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澶渊之盟新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论文：
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与邓广铭先生合写），《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王安石的赈济思想与《上龚舍人书》的真伪，《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朱敦儒生卒年确考，《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
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论宋代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宋太祖誓约与岳飞之死，《岳飞研究》第2辑,《中原文物》1989年特刊；
论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５期，中华书局，1990年；
论宋代恩荫之滥，《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
宋代殿试制度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秦桧与科举，《岳飞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2年；
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宋代贡举科目述论，《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宋代宗室应举制度述论，《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
宋代科举锁厅试述论，《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历史上的包公，《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科举，《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北宋的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文汇报》2002年12月日；
全球化下的天人合一观，《全球化下中华文化的发展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学术交流处出版，2003年5月；
宋代科举中的转运司试，《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十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宋辽科举制度比较研究，《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北宋科举与边防，《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获奖：
学术著作《宋朝典制》获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二等奖。
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刊物中的任职情况：
1982年至2007年，历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秘书、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
2002年至今，兼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1987年至今，历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理事。
2001年1月以来参加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
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两校联合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日本东京；
全球化下中华文化的发展研讨会，2002年6月，香港；
西北史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2002年8月，甘肃兰州；
纪念陈乐素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广东珠海；
中古时期社会与文化研讨会，2002年12月，上海；
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3年3月，河南开封；
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8月，浙江杭州；
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9月，北京；
"陈武帝的历史作用及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浙江长兴；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7月，内蒙古赤峰；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2004年8月，重庆广安；
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12月，河南濮阳；
“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9月，福建厦门；
北京大学、京都大学学术交流研讨会，2005年12月，日本京都；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2006年8月，上海；
“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上海；
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3月，北京；
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黑龙江哈尔滨；
杨家将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陕西神木。2001年1月至今从事的国际国内项目：
参加教育部项目：中国考试通史及专题研究，2001—2003年；
主持教育部基地项目：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1年—2003年；
参与教育部基地项目：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2002年—2003年；
参与教育部基地项目：东汉至明中叶政治文化、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2006～2008年；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精神研究，2006～2008年；
主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项目：宋辽夏金墓志叙录，2006～2008年。
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
作者：邓广铭 张希清
来源：《人民日报》
蔡向升
一、关于爱国主义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在祖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出现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个割据政权的时候也相当多。它们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不可以把每个政权都称为一个国家呢？而且，在同时并存的诸政权之间，又常常发生争战，互相挞伐，我们是否也应对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加以区别呢？如果应该，则对其属于正义的一方而又矢忠矢勇维护其主权和利益的人，可否称之为爱“国”的；而对那些主张屈膝降敌，或有出卖土地、主权与敌方的行径的人，可否称之为卖“国”的呢？所有这些，不只是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问题，也是社会上极为关心的问题。
属于中华民族中的一族，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后，就已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而其他族则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此用《左传》“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及“诸‘夏’亲昵”语意）为主体的国家相并立，在我国境土上相继出现了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回纥等族建立的政权；后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也都相继建立了政权。这些政权，有的还曾统治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至中国全部境土。它们既都具备了主权、领土和人民这三项要素，所以，我们以为，把同时出现的这些割据政权一律称作国家，是科学的、合乎实际的。从古代直到今天，人们都习惯于把春秋战国时期的众诸侯国称为“东周列国”，把魏、蜀、吴称为“三国”，把前后赵、前后西秦、前后南北燕等等称为“十六国”，把与“五代”同时并存的南唐、吴越、前后蜀、南北汉等称为“十国”。我们认为，这都是很恰当、很有道理的。但是宋金对峙时，刘豫的伪齐却决不能算作一个国家，因为它只是为女真贵族所扶植和操纵的一个傀儡政权。
同时并存的诸国间，既然常常互相兼并、互相挞伐，对于矛盾斗争着的双方，总要就战争的起因、性质、作用、后果等，判定某方为正义性的，而另一方为非正义性的。即使是“兄弟阋于墙”，不也同样得对其谁是谁非加以区别吗？既然如此，则把属于正义的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其本方主权和利益的称为爱国者，把反此道而行的称为卖国贼，当然也就是恰当的和合适的了。
举例来说，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主张改革楚国的弊政，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虽遭谗被流放，却依然忧国忧民，写下了《离骚》等诗篇，反复陈述他的政治主张，揭露楚国贵族的昏庸腐朽，表现了他对楚国国事的深切忧念、为美好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他因此而被后人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在宋金对立斗争期间，宋方的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人，都坚持以武力抗击金军、收复失地的主张，有的还长期置身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因而也都被后人称为爱国主义者。而南宋的秦桧，则被判定为最典型的卖国贼。
中国只有一个，这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我国的昨天和前天。我国历史上同时并存的几个国家，全都是各自建立一个特定的国号，而不是以“中国”为其国号的。它们都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却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我们把其中一个国家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爱国主义者，把另外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卖国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国家排斥在中国之外。
中国之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从秦汉时起就奠定了始基的。后来，经过多次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复杂过程，终于凝结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错综复杂的进程之中和绵亘漫长的时期之内，曾出现过象匈奴这样的国家。当它建立之前，其民族尚未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另外还曾出现过象辽、金、西夏这样的一些国家，当它们没有产生之前，建立这些国家的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其活动区域也早已纳入中国的版图。所以，尽管它们也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从其建立之初就是中国国土上的一个割据政权。这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不只是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央王朝，同时也还包括了那个中央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先后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那些割据政权。
我国历史上同时并存的诸国，大都并不自外于中国，也不把对方排斥在中国之外。如宋、辽、西夏以及宋、金、西夏鼎立时就是这样。我国古代的历史修纂者们，对此问题也大都具有正确认识。唐李延寿把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合编为《南史》，把北方的魏、齐、周三朝合编为《北史》，可见他是把这些国家一律认作当时“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元朝的史官把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分为三史，分写为三书；从唐到清，人们更陆续把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七史和宋、辽、金三史并列于所谓正史之内，当然这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认为，承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割据政权为一个“国家”，在并峙诸国相互争战时，把属于正义一方而又矢忠矢勇维护其本国主权和利益的人称为“爱国主义者”，这完全是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
中国人民有着光荣而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千百年来，多少爱国志土，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奔走呼号，英勇奋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是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在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更应该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可以预言：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必将发挥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民族英雄
与爱国主义密切相关联的，还有一个民族英雄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包括从古到今，所有曾经生活在和仍然生活在我国疆土上的各民族的总称。在中华民族长时期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族间的友好往来、互相依存、彼此影响和逐步接近，这是相互关系间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各族之间也出现过互相压迫和互相征战的事情，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另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遭受到外国民族的侵略，特别是在近现代的一百多年之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更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灾难。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里所说的“外来民族”，具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对立斗争的历史时期内，即互为“外来民族”，如契丹族、女真族之对于汉族，或汉族之对于契丹族、女真族，全是“外来民族”；另一种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不论其为来自东洋的或西洋的，都是。抵御上述两种“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上述两种“外来民族”的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全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
有的同志认为：把反抗外国民族的侵略压迫的杰出人物称为全中华民族的英雄，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中华民族内各族间发生战争时，其所涌现出来的，采用“反抗的手段”以求解除“外来民族”这种压迫的英雄人物，却只能代表其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代表敌对方面的那一族的人民的利益，甚至还要损害那一族的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英雄业绩，只能为其本族人民所承认，决不会为其敌对民族的人民所承认，从而他们只能是其所隶属的那一民族的英雄，而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们认为，对于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既然如上文所说，也区分其对立双方之谁是谁非，区分其谁个为正义的、谁个为非正义的，那么，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就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的利益。例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他抵御女真贵族的掠夺和屠杀，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这种种，固然符合了汉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女真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岳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既然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称他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一原则，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内部任何一族中的人。例如，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统一了长城以北的许多民族，建立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契丹（辽）国，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开发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全都投入了大量的积极因素；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率领女真族起兵反抗辽朝的民族压迫和剥削，推翻了辽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金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同样投入了大量的积极因素。因此，他们就也不仅仅是契丹族或女真族的英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又如蒙古族的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使得分裂割据长达三百年之久的中国重新出现了统一局面，实行了一系列适应封建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与边疆联系的政策，对巩固和发展祖国的统一，起了极有成效的推动作用；满族的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期间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所收到的成效，也全都可与忽必烈先后媲美。所以，他们更应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当然，上述诸人全属封建统治阶级人物，他们因受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也都做了不少错事和坏事，但与他们所建立的历史性功业相比，那却应居于次要地位。至于忽必烈在进行统一战争、灭掉南宋的过程中，曾引起南宋军民的抵抗，我们肯定忽必烈的统一，也并不否定南宋抗元军民、特别是象文天祥等人的忠贞气节，正如我们肯定秦的统一六国，却仍承认屈原为爱国诗人一样。
但是，在民族战争中，凡属于非正义战争方面的人物，不论他立了怎样的战功，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也不是本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给被压迫民族带来灾难，而且使本族的广大人民和社会生产也深受其害。他们所代表的，仅仅是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的私利，而不是本族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实际上只能起消极作用，这与其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不相符合。例如金朝的军事贵族兀术，就属于这一类。
还应指出，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陈迹，其是非功罪，全应由古人去承担。我们今天对待这些问题，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要陷入大汉族主义的泥坑，也不要陷入地方民族主义的泥坑。我们只应把这些历史事件加以分析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兴旺。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
（本文是在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发言）
来源：榆林日报 作者：杨胜万将军 时间：2007-9-11 6:48:42
近年来，对杨家将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涵盖了杨业的祖籍、生平、在北汉的活动，归宋的原因与经过，官衔的升迁，几次大战役的分析和战场遗址的考证，以及被俘遇害与平反昭雪的情况，还远及夫人、子子孙孙，不仅是历史研究，还有对描写杨家将的小说、戏曲的研究，甚至与杨家将有牵连的正反人物等等，内容广泛，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是少有的。我作为弘农杨氏的后代，这次与其他宗亲代表一起来到杨家将的故里——神木县，参加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很欣慰，也很受教益和启发。并祝贺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我感到研讨会的成功有三个方面：一是参加研讨会的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所以学术层次高，成果丰硕；二是提出了许多新的史料，澄清了一些问题，解答了一些疑点；三是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还对旅游开发等产业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杨家将的研究中，不乏优秀文章，比如这次研讨会的许多论文都非常好，他们史料有据，分析透彻，观点正确，给人以启迪。但我过去也见到过有些文章在没有充分论据的情况下“标新立异”或“大胆推测”，以图得出另类结论，使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崇敬的英雄受到无端的指责，甚至受到新的陷害，这是极不正常的。据此，我认为在杨家将的研究中有五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杨家将是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们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绝不能以现代思维来观察与评价他们。因为那样太不现实，太失公允了。如在归宋之前，杨业是北汉将军，北汉作为一个国家，他为保国而抗宋，怎么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反动派”了？别忘了，那时北汉与北宋之战，乃国与国之战，一定要杨业当时就分清哪个政权是正义的，哪个是腐朽的，哪个是反动的，哪个是革命的，恐怕也太难了，要求也太高了，而且扣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帽子也太无限上纲了。我敢说，恐怕要让我们这些人亲临那个时代，也分不清什么是历史潮流。何况北宋的社会制度较之北汉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统治者也没有先进到哪里去，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像有人所说的“北汉政权的腐朽性与反动性，就显而易见了”。北汉虽然是小国，但也存在了32年之久，也未听说内部有多少人起来造反、罢工、罢课，上街的，可见其腐朽性与反动性“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千万不能脱离历史。否则，在每个历史朝代的大多数人都要被受到谴责，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有人提出杨业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军事将领，他难以成为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这更是奇谈怪论了。请问在封建王朝，有哪几个人物是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郑成功、林则徐是那个阶级的军事将领，他们能不能算得上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我不理解，凭什么要求杨业在一千多年前就应该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军事将领！又有谁能够算得上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不知“